亲社会行为被人类社会所高度推崇。从史前社会到现代文明，亲社会行为促进人们相互分享和相互互助，使得群体成员能够幸免于食物短缺、自然灾害等种种各样的灾害。然而亲社会行为对于助人者来讲其实是一件消耗小我私家资源（好比，时间、款项、食物等）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亲社会行为也有其努力影响的一面。好比，继承志愿者或者从事一些亲社会行为对于身体康健有益。直观来看，亲社会行为不像是一个适应性的选择。

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给自己储蓄资源，进而增大自身存活的几率。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相比自然灾害较少地方的住民，发生自然灾害较多地域的住民助人行为更多。

可见，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人们仍会伸出援助之手。但现在人们助人行为的内部机制仍不清晰。本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助人行为可能影响人们对不愉悦刺激的感知（好比，身体疼痛）。许多颇具威胁的情境都陪同实质的或潜在的机体损伤，这些损伤经常和疼痛的感受相连。

那么，助人行为的实施会增加还是减轻人们的疼痛感知呢？一种看法是助人行为可能会增加疼痛感。因为助人者是片面地通报诸如时间、款项和努力等资源来提升他人所拥有的福利。

换句话说，助人行为陪同着小我私家在时间款项等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导致人们的反感和疼痛。进而，实施助人行为会增加人们的疼痛感。

另一种看法认为，助人行为的认知调治及所带来的努力结果可能会减轻人们的疼痛感。纵然人们的助人行为陪同着时间款项等方面的损失，但却可以给助人者带来无形的收获，好比努力情绪的增多、自尊感的提升、较少的抑郁等。

此外，助人行为是人类文化的美德，人们将助人行为和生活的意义联络起来。助人行为带来的意义感能够缓解人们在愁苦情况中的不愉悦感，减轻人们的疼痛感。

近期来自北京大学谢晓菲团队的研究人员在PNAS揭晓题目为《Altruistic behaviors relieve physical pain》的研究论文，他们使用行为学以及fMRI技术，基于3个实验，探究助人行为之后，人们对令人不愉悦事物（好比，疼痛）的感受究竟是减轻了还是增加了。实验11.被试：有效人数40人。25男，15女，平均年事22.30±2.14。2.实验设计：混淆设计。

自变量包罗组别（亲社会组、控制组）、丈量时间（3min）。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变量，丈量时间为被试内变量。3.实验流程：研究者给被试举行了脉搏器疼痛考试(tourniquet pain test, TPT)（图1）。每隔15s丈量一次被试的主观疼痛(从“不疼”到“难以想象的疼”)。

每个TPT连续时间为3分钟。第一次TPT丈量的效果作为被试疼痛的基线。

之后，让被试填写有关消费决议的观察，历时5分钟。该观察设置的目的是用来防止被试推测本研究的主题是疼痛。

之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亲社会组或者控制组。亲社会组要求被试将自己到场观察所得的10元钱捐赠给地震受害者。

而对于控制组，到场观察所得的10元钱作为给自己的酬劳。最后，要求被试完成第二次TPT。

同时，丈量被试的主观疼痛感。图1 脉搏器疼痛考试4.效果：第一次TPT测试显示被试在疼痛敏感度（助人组M = 5.63, SD = 1.95；控制组M=5.67, SD=1.35；t<1）及疼痛感知（助人组M = 236.94, SD = 84.41; 控制组M = 263.04, SD = 81.14;t (38) = 1.00, p =0.325）上没有显著差异。

分析第二次TPT的疼痛评分，效果如图2所示，相比控制组（疼痛感知评分：M=11.56, SD=3.23），亲社会组（疼痛感知评分：M=9.17, SD=3.20）对疼痛的评明白显降低[F(1,38) = 5.53, p = 0.024, η2 = 0.127]。这一效果说明亲社会行为具有镇痛的作用。

图2 实验1的效果 实验2使用fMRI技术来探究亲社会行为对疼痛的调治机制。1.被试：31名有效被试。2.实验设计：完全被试内设计。自变量包罗实验组别（助人组、控制组）、电刺激强度（低、高）。

3.实验流程：如图3所示，事先见告被试接下来他们需要完成两个差别的任务。其中一个是捐钱的决议任务，另一个是对疼痛感受举行主观评分。捐钱决议之后随着疼痛评分任务。对于亲社会条件，被试决议是否给年幼的孤儿捐钱；对于控制条件，要求被试判断两个图案是否形状相同。

亲社会条件的试次和控制组的试次出现的顺序事先举行了伪随机。疼痛刺激阶段，被试手背接受一个或低或高的电刺激。

随后让被试对疼痛举行0到10级的主观评分。最后，完成扫描之后，要求被试完成一些问题。好比，评价自己的资助对年幼孤儿的意义。

图3 实验2的实验流程4.效果：亲社会条件下的被试认为自己对年幼孤儿的资助更大。这说明亲社会条件和控制条件利用有效。执行亲社会行为被试们对电击疼痛刺激强度的主观评明白显低于未执行亲社会行为的控制组被试们的主观评分。这一效果支持了亲社会行为的镇痛作用。

同时，研究者还视察到电击诱发了左背侧的前扣带回(dACC)、双侧脑岛(bilateral insular)、双侧前额叶皮层(bilateral frontal cortex)的显着激活。如图4所示，研究者对比了亲社会条件和控制条件在接受疼痛电击刺激的脑运动。效果发现，相比控制条件，亲社会条件下的背侧前扣带回(dACC)、双侧脑岛(bilateral insular)、右低级感受皮层(SI)的激活较弱。

这一来自脑运动的证据和实验1的行为效果不约而同。而且，dACC和脑岛运动的削弱与被试对自身助人行为资助水平的评分成正相关。若被试认为自己捐赠的助人行为对年幼孤儿的资助越大，那么其和疼痛加工相关的脑区的激活就越弱。

图4 fMRI相关效果研究者还发现，VMPFC和对主动捐赠行为价值感的评分显著相关。而且，当捐赠的工具具有应该获得资助的信息时，被试的VMPFC更活跃，如图5所示。

相比于控制条件，当被试执行助人行为时，VMPFC和右壳核较活跃。此外，捐赠条件中的VMPFC运动能够显著预测被试捐赠行为意义感的评分以及疼痛电击阶段的dACC和双侧脑岛的运动削弱。同时，捐赠行为意义感的评分和双侧脑岛运动削弱呈显著正相关。

即被试在助人行为时感受到的意义感越大，那么和疼痛加工相关的脑运动就越弱。图5 fMRI相关效果 实验31.被试：招募癌症患者64名。

平均年事61.52岁。2.实验流程：将征集而来的癌症患者到场7天的实验，将他们随机分配到亲社会组、控制组。在第一天通过丈量获得基线水平，在接下来的6天时间里，要求所有的被试到场日常的小我私家运动，同时，在第4天要到场一项团体运动。

在小我私家运动中，亲社会组的被试被要求帮病友扫除卫生，控制组被试被要求只给自己扫除卫生；在群体运动中，亲社会组被要求给病友准备营养餐，并在组会时分享自己的计划，控制组被试被要求到场由护士组织的营养餐群体集会。每次运动之后，被试评价自身的疼痛知觉，也陈诉自身的情绪，恐惧、压力等。3.效果：第一次丈量的效果显示，亲社会组（M = 3.75, SD = 2.26）和控制组（M = 3.53, SD = 1.95）的疼痛基线无显著差异（t<1）。

为了比力人们疼痛感知7天时间内的变化情况，研究者将时间点（0-7整数增加）作为疼痛评分的一级预测变量，组别（亲社会组、控制组）作为疼痛评分的二级预测变量。效果发现，随着时间的继续，被试的疼痛感知逐渐减轻[B = −0.17, SE = 0.02, t(56.35) = −7.39, p <0.001]。

相比于控制组，当运动致力于增加他人福利时，个体疼痛知觉减轻的幅度更大[B = −0.24, SE = 0.03, t(56.88) = −7.52, p <0.001]。讨论 本研究重点探讨亲社会行为如何影响人们的疼痛觉知。从这3个实验效果，研究发现，实施亲社会行为（给地震事后需求捐赠供应血液、花时间给移民的孩子编写手册、给地震受害者或者孤儿挣取一些捐钱、给病友扫除房间）可减轻人们的生理疼痛（实验室诱发的疼痛或者病人的病痛）。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还探究了亲社会行为镇痛的脑机制。和控制组相比，当被试接受疼痛电刺激之后，亲社会组和疼痛加工相关的脑区（dACC和双侧脑岛）显着运动削弱。而且，dACC、双侧脑岛运动的削弱和被试认为自己对孤儿资助的意义感相关。即人们若认为自己的助人行为对受资助者意义重大，那么和疼痛加工相关的脑区运动就会削弱。

同时，在执行捐赠助人行为之后，VMPFC运动水平和被试主观陈诉的意义感呈正相关。VMPFC在疼痛调整和情绪意义上饰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意义感是生活的本质，能资助个体应对生活变化。当个体行为被威胁，好比面临着噪杂、琐碎贫苦、空虚的感受时，个体便会心田有动力通过助人行为去改变现状。

资助他人的历程能促使个体体验到意义感，进而摆正个体在逆境中的心态。研究者还发现，执行助人行为时，VMPFC激活水平的增强和接受疼痛电刺激时疼痛相关脑区（dACC和双侧脑岛）运动的削弱正相关。

这意味着VMPFC的运动和疼痛缓解的调治有关。另外，研究效果将“助人行为镇痛”的结论扩展到了普通人群体，而不仅仅是情人之间。总之，助人行为能资助助人者从不愉悦的情况中暂时获得解脱。

正如中国那句古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行善行善，善莫大焉”。本文同步公布于“ 脑之说”微信民众号~~参考文献：Wang, Y., Ge, J., Zhang,H, Wang, H., & Xie, X. (2019). Altruistic behaviors relieve physical pain. PNAS.doi:10.1073/pnas.19118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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